«我想在藝術、土地和人之間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 Lee la entrevista en español 彭紫惠是一位台灣電影導演與藝術家。 她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目前正在完成她在瓦倫西亞理工大學藝術創作研究所的學業。 她與王品文共同執導的電影《春行》（由Moira Picture西班牙發行)，是一個以超十六毫米拍攝，關於婚姻、愛情、老去與空缺的美麗故事。 《春行》得到了聖塞巴斯提安電影節銀貝殼獎，也在台灣與香港新加坡等地拿到許多重要獎項。 讓我們與這位第一部電影就受到評論與大眾讚賞、聰慧敏銳的跨科際藝術家聊一聊。 你畢業於台灣的美術系，是什麼原因使你走上學習藝術的道路呢？ 我的父母年輕時都是藝術愛好者，我爸爸喜歡音樂與禪學、古典文學，我媽媽年輕時喜歡現代文學與藝術。三四歲時睡不著覺，父母就讓我自己畫畫，醒來時看到我的作品總是很驚喜，給我許多稱讚。也許這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大約從我四歲開始，跟著哥哥一起都是學古典音樂的，但大約在十歲左右我有意識到自己喜歡更能自由表達個人思想的創作方式，所以在十一歲開始正式學習美術，從國中高中一直讀美術班，後來就讀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研究所讀瓦倫西亞理工大學的藝術創作研究所，就一直走到現在了。 «隨著年紀增長，我意識到我更喜歡能讓我自由表達思想的創作方式。» 你的養成有一部份是在瓦倫西亞。對你來說這是一個怎樣的經驗，帶給了你什麼？ 我覺得UPV藝術創作研究所開放平等的教育方式給我很多空間，學校的老師非常尊重每個人有不同創作方向。而瓦倫西亞當地的藝術社群與那些畢業後仍在創作的同學們也給我很好的啟發，藝術在這就是生活與社區的一部份，這個態度也讓我決定在2018年回台灣時從社區大學與年長者分享世界與台灣的觀念藝術、行動藝術跟抽像繪畫的藝術課程，開始透過藝術與台灣的土地跟人們產生連結。 «在瓦伦西亚，艺术融入了日常生活和社区。 这种体验文化和艺术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并深受启发。» 你跟王品文雙導演《春行》這部電影。你們兩個是如何一起工作與互相配合的呢？ 我們個性格很不同，有時候我感覺無論是工作或在影展的旅行過程中，她有一種不顧一切向前衝的力量，我則是傾向退後一步看整個計劃跟判斷。兩種能量也許提供了某種平衡。 在我們的友誼開始前，品文大學在台灣讀的是新聞，她研究所是在洛杉磯受好萊屋電影工業訓練的；我大學讀的是美術系，一邊思考藝術是什麼的同時，也在試圖認識社會與政治，我在幾個支持年青人參與社會運動的NGO工作。  我們在2019年認識時，品文已經拍過幾部短片跟廣告，但她希望自己創作能轉向到比較藝術的嘗試；我則是希望能做一些除了畫廊、美術館跟學院觀眾也能有共鳴的創作，所以我們很快就決定開始合作。這也是我第一次拍電影。 «品文身上有一種不顧一切向前衝的力量，我則是傾向退後一步看整個計劃，然後再做出判斷。» 春行是一部非常獨立製作的電影，我們在創作上有意識的用比較開放，有彈性但也清楚有明確前進方向的方式工作。這也是我們各自第一部長片，品文擔任《春行》的監製、製片與導演。 我擔任導演、監製、藝術總監、剪輯、調光調色。在與演員溝通上她比較有經驗，在表演上她在美國時得到很好的訓練；在影像與符號的使用上則是我的專長。我們在現場通常盡可能開放平等的討論，包含與我們演員們的溝通也是。 後製期主要我負責決定，品文則盡力的協助我一起完成。 雖然我們也常吵架，但長達五年兩人一起學習、成長、旅行的過程，我們都覺得這樣的機會很難得。 «我希望我的創作也能與在畫廊、美術館或學院外的觀眾產生共鳴。» 由於影像的質地與故事內容契合，你們決定使用超十六毫米底片拍攝這部電影。跟使用數位相比，用底片拍攝有什麼好處或是不便之處嗎？ 我們用Super16mm毫米底片有觀念上的原因，另外影像傳達出的質地是我們想要的。 對我來說底片的物質特性彰顯了影像本質的虛幻性，它終究是光在一個膠膜上的痕跡，不那麼亮麗的畫面也呈現了生命無可避免的滄桑。 麻煩的地方大約是用地片拍攝很貴吧，但也因爲昂貴，在現場每一個人都必需謹慎，對創作的態度必需節制，我想謹慎跟節制在現代是些稀有與重要的品質。 «这种不完美、不美的图像特质也体现了生命不可避免的磨损和时间的流逝。» 這部電影為你們帶來了聖塞巴斯提安電影節銀貝殼獎的榮譽，你們的電影在離台灣如此遙遠的地方得到如此的肯定帶給妳什麼感覺？ San Sebastián 是我有很多美好記憶的地方，算是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 西班牙則是我生活過五年，型塑了一部份的我的地方。 能回到這片土地用作品得到肯定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事情。我非常感激。 你之後有什麼創作計畫嗎？ 我在準備寫一個跟以往記憶還有在西班牙跟歐洲生活有關的劇本，這個作品應該也會跟品文一起導演。 我的下個陶藝展作品也在進行中。另外我很期待可以好好發展自己的藝術創作。 «除了電影外，我也希望繼續發展更多個人的藝術創作。» 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必須跟這麼多不同的人們一起工作與需要持續不斷的認識新的人，帶給你什麼感覺？ 我覺得這個過程雖然有挑戰，但經過了五年的電影生涯，也幫助我成為一個與社會相處比較自在的人。尤其是最近一年多參加不同國家的影展跟放映，好像變的比較不怕生了。 «我覺得這個過程雖然有挑戰，但經過了五年的電影生涯，也幫助我成為一個與社會的相處上比較自在的人。» 對於想致力於專業創作的人，你會給他們一些什麼建議嗎？ 我想用一個同伴的角度分享：也許有時後可以離開螢幕，看看周遭、看看身邊的人、感受自己的身體；用眼耳鼻舌身意來感受這個世界。«. 一個你希望可以成真的夢想。 我很希望各種戰爭與人們的痛苦可以結束。 雖然很老套，但我想這是身爲一個人類基本的希望。  «我很希望一切戰爭、暴力都能結束。» 更多信息

Lee la entrevista en español «我們可以做自己所能掌握的事情» 邱惠祺是一位來自台灣，在西班牙電影、戲劇和電視劇領域擁有豐富經驗的女演員。在她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她參與了各種風格迥異的作品，面對了這個極具挑戰性的行業所帶來的種種困難和挑戰。這篇報導回顧了她這幾年來的成就，並反思了在西班牙作為一名東方演員的旅程。同時，她也正在籌備一個新的計畫，繼續尋找以創作者身份講述故事的方式。 妳在台灣出生長大，大學畢業主修美術系，畢業後擔任教職兩年。為什麼決定來到西班牙？這個決定對你有什麼樣的改變? -雖然聽起來有些老套，我當年是因為想學佛朗明哥而決定來到西班牙的。記得我有一些中文版的西班牙語教材，封面上是一群吉普賽人，男人彈著吉他，女人們穿著傳統的佛朗明哥服裝，頭上插著大紅花，戴著大耳環。我以為西班牙就像書上描述的一樣。那時候很天真地打算學習三年後就回台灣，加入舞團。我還記得，當時是許金仙女老師帶我去馬德里佛朗明哥朝聖地上帝之愛拜 師學舞的。然而跳了一年，我知道對佛朗明哥的熱情只能期待下輩子轉世成吉普賽人了。二十年一轉眼就過，我仍然留在西班牙。在國外生活讓我看到不同的人生，付出了很多當然 有時候會覺得是否值得，但起碼，至今為止，我所走的路都是我自己選擇的。 «住在國外讓我對人生有了其他的觀點和許多經驗。當然，把一切都留在身後，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 «雖然有許多疑問和挑戰，但至少我可以說，在這一生中，我正在過著自己選擇的生活。» 這二十多年來，在許多影集、電影和劇場中表演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它們與你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多年來，表演對我來說，除了是一個可以扮演不同人生角色的實驗場所之外，更是一種克服內向的自我挑戰。然而，坦白說，我發現只有在 Mar Navarro 劇場學校和與朋友共同參與劇場製作時，才有機會真正享受表演的樂趣。回顧過去幾年的作品，我發現所飾演的角色幾乎都相似：從不會說西班牙文的百元店老闆娘到翻譯人員，甚至是黑幫大姊頭，角色都有些許雷同。我經常開玩 笑說，在西班牙，只要我保持一張面無表情的臉，就能讓人感到害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名東方或非白人演員，在西班牙的表演空間仍然有許多限制，這對我個人成長而言也是一種侷限。我是很苦幹耐操的演員。西班牙語算是我的｢舞臺母語｣，有些人無法理解為什麼要我在舞臺上隨 便說些中文會讓我覺得很彆扭。因為不是在西班牙出生，也不是來這裡當小留學生，耳根子都硬 了，得花比一般人三倍氣力背台詞。我常做的噩夢就是要上臺了，卻一句台詞也記不得。每次演 出要踏進舞臺前，總是快速地重複所有的台詞至少3次。有一次在Caryl Churchill的劇《Top Girls》中擔任兩個角色，台詞多的不得了，我想在五分鐘重複所有台詞三次的儀式性行為應該是 不可能了。結果硬是給它完成(在舞臺上一片空白的恐懼讓我放鬆不得);我一邊劈哩啪啦快轉台詞 一邊想，我幹嘛這麼自作孽啊，為什麼不好好選別的職業，偏偏讓自己過不去？一邊看著同台的 西班牙演員收放自如，享受舞臺的光與熱。 事過境遷，最令人懷念的竟然是舞臺上的意外忘詞事 件，或是突然演到一半，大家無來由地進入一個無法控制、拼命忍住不笑的狀況。有時候，戲上 手了，大家甚至會彼此在舞臺上逗弄對方。幾次當內在的負面聲音平息，得以享受當下的經驗, 那種感覺實在是無與倫比的。現在的我對表演的態度跟以前不一樣。我不再將它視為戰場，而是希望與表演建立一種全新的關 係，當下真實地與觀眾分享情感和體驗，在同一空間中慷慨地對待他們，相對的也對自己溫柔一 些。 «現在的我對表演的態度跟以前不一樣。我不再將它視為戰場，而是希望與表演建立一種全新的 關係，當下真實地與觀眾分享情感和體驗» «慷慨地對待他們，相對的也對自己溫柔些» 妳對每個不同的計劃是如何看待和處理的？ -了解每個計劃的獨特性質，以及導演和同伴的合作方式。對我來說，理想的情況是能夠彼此交流，在創作過程中互相啟發，自由分享各自的觀點。在每次排練中都可以盡情嘗試，一起努力實現 共同目標，這是最令人開心和振奮的事情。 那些作品對妳職業生涯有特別的改變以及影響? -在2020年，我參加了本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一系列的讀劇演出。劇組的 演員非常國際多元。我們在西班牙的市立劇院像是固定班底一樣，經過三天的早上排練後，晚上 進行演出，然後又會開始排練新的劇目。整整一個月，從清晨到深夜都在公共劇院裡進行排練和 演出。對大部分工作不穩定的演員來說，這實在是一場夢想般的體驗。注：本尼托·佩雷斯·加爾 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班牙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刻描繪 了時代變遷和社會現實，而他的劇作通常涉及對人性和道德的探討。 «現在我不想再以「種族標籤化演員」來定義自己» «這個詞並不能完全代表我，我們應該停止為自己辯解，也不應該讓他人為我們的存在定義» 對於非西裔白種演員出身的我們來說，這樣的機會尤其可貴。在西班牙，我們通常被侷限於刻板 印象的角色中，但那個月，我們有幸活在加爾多斯的世界中。西班牙資深演員和創作家埃斯特·貝 爾維爾（Ester